在1972年3月，湘黔铁路大会战结束后，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赴贵州省指点江山医疗队参加会战的10名队员又回到了剑河县南哨医疗队住处。不久就传来全国的大专院校要恢复招生的消息，当时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省卫生厅给了我们医疗队一个推荐名额，我们第二批从上海分来的11名中专毕业生都符合推荐的要求，我最后有幸榜上有名，进了贵阳中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记得当年，在欢送会上的动人情景、同志们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语至今还历历在目。有的队友还送了一只自制的题有“为革命勤奋学习”的精致木质铅笔盒，至今我一直保留在身边。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入学的当晚，我百感交集，激动地写下了一首诗《上大学》,“当我跨进大学门，热血沸腾泪水滚；祖祖辈辈数第一，工农子弟上大学。昔日穷人不是人，死亡线上苦挣扎；无衣无食遭蹂躏，谁能踏进学校门。霹雷一声天地震，工农翻身把天撑；如今咱们上大学，刻苦专钻研报党恩。”所有这些，一直激励我顺利地完成了在贵阳中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的学习生活。

1972年入学后，我有幸被同学们和学校选为班长、校团委委员。1973年4月22日，我又被全院共青团员选为唯一的一名代表，参加了“共青团贵州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由于党组织的培养加上自己的努力，1974年5月2日院党委正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年的"五四"青年节，在著名的革命圣地——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由院党委马正坤书记及乔晓波副书记直接监督，我参加了贵阳中医学院“文革”结束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次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党章规定没有预备期）。

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三年，虽然是中医学院，但在学时的安排上是“七三开”，即70％时间学中医中药、30％时间学西医西药，而且还安排了半年的开门办学时间。起初，我对开门办学持怀疑态度；总认为到农村去开门办学，农村条件差、病种少；而且是内、外、妇、儿四门主要的临床课全部要在下面学完，担心花了时间却又学不到真本领。又想自己在农村基层已经搞了2~3年的巡回医疗，这次队里的同志推荐我到大学里读书，应该主要在学院里、教室里、实验室和教学医院内学习相关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否则，毕业后如何为广大病员服务呢？但是开门办学半年多的实践证明，我原先的想法还是片面的。恰恰相反，开门办学使自己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实际操作本领。记得在瓮安县草塘镇余家嘴，我看到一名因前额外伤长约5公分、伤口深见颅骨，需作缝合的男孩，可乡村里没有扩创缝合的条件，没有局部麻醉药，送县城又极不方便。我不得不以针刺麻醉代替药麻，用消毒的缝衣针代替三角缝针、绣花丝线代替手术缝线、成功地为其伤口施行了缝合术，七天后Ⅰ期愈合。这件事给我教育很大，如果不是开门办学，在课堂上或大医院里是无论如何想不到采取这一措施的。还有，在妇产科教学中，老师总在急诊抢救的实际医疗实践中带着我们，边抢救患者边指导我们实际操作，完后又进行总结。记得在妇产科成功抢救了一名宫外孕患者以后，老师对宫外孕的病因、发病原理、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及其抢救措施一一进行了具体讲解，同学们再加以讨论、分析。虽然，当时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讲过此病，但通过对这名患者的抢救，我们对这一疾病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三年后毕业，我又回到了医疗队这个大家庭。用我学到的知识继续努力为广大的山区农民防病治病，培训乡村赤脚医生，为队里开展中草药制剂等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1年因夫妻分居调到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先在中医科当医生，后又抽调到院部任副院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重视卫生管理专业，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开始开办卫生管理专业。我十分荣幸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卫生管理专业。毕业后留在贵阳市卫生局工作。1991年7月因符合上海“人才引进”政策而调回上海。

医疗系72级一班 孙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