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县中医院医务科的窗前，望着窗外那嫩绿的银杏树叶，恍惚间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大学时光。那株我们经常在下面背诵《黄帝内经》的银杏树，图书馆里被翻得卷边的《伤寒论》，户外中药课堂上第一次辨识药材的惊喜，以及老师们那“大医精诚”的谆谆教诲，都如潮水般涌来。贵州省中医药大学赋予我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基因，它在我毕业后的十年里持续发酵，塑造着我作为基层中医人的职业品格与人生追求。

记得入学第一课，是在贵阳中医学院二戈寨校区的教室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黑板上用粉笔描下人体骨骼时，整个教室惊讶一片。他说：“你们将来面对的不是器官，而是生病的人。”这句话成为我十年从医路上不断回响的警钟。在基础理论课程中，老师们不仅讲解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抽象理论，更通过一个个临床案例，让我们理解中医整体观念下的人文关怀。次年，转学到甲秀校区，图书馆藏书更多了，自己加入到“读中医经典社团”，一边尝试着把脉开方，故时常到学校门口万东桥下面中药市场进行采买，然后拿给宿管阿姨煎药，不断进行尝试和调整处方，就这样慢慢在老师们的课堂和自己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当我在县城中医院面对那些被病痛折磨的乡亲时，母校教给我的不仅是辨证论治的方法，更是如何用温和的语言、耐心的倾听去理解他们背后的生活困境。有位老农因腰腿疼痛常年不愈前来就诊，当我发现他的症状与居住环境潮湿有关时，不仅开了药方，还详细解释了日常调理方法——这种全方位的关怀方式，正是母校教育留给我的最宝贵财富。

在专业技能培养方面，学校开创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教学模式，让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机会到中医一附院跟师见习。记忆犹新的是跟随附属医院一位老中医出诊的经历，他通过舌诊判断一位患者有潜在的中风风险，提前干预避免了严重后果。这种临床思维的培养，使我在基层医院面对复杂病例时能够灵活运用所学。如今在医务科工作，我常常组织年轻医生进行病例讨论，将母校传承的“师带徒”精神延续下去。

母校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精神气质。记得在二戈寨校区，入学报道时看到学院“武术协会”在广招社员，怀着对武术的热情和爱好，义不容辞加入到了社团里，使得武术的理解得到了提升。后转学到甲秀校区，自己加入到了学院“双截棍协会”，从中刚柔并济的武学思维深刻地影响着自己。参与学校中医药文化节（太极拳比赛）、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经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职业自豪感。当我在县城开展“中医药进社区”活动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当年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养生知识和传授健身气功。有位退休教师听完讲座后说：“十年了，第一次有人把中医讲得这么明白。”这种文化传播的使命感，正是母校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

从学生到医务科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中，我越发体会到母校教育的深远意义。在处理医患关系时，会想起医德课上讨论的“大医精诚”；在制定医院业务学习时，常借鉴母校“厚德明志 笃学力行”的办学理念；甚至教育孩子时，也会运用中医“顺应自然”的养生思想。这种影响已经超越了职业范畴，成为我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新入职的年轻医生抱怨基层条件有限时，我就会分享自己在校时老师讲的一个故事：“一位前辈用三根手指和一颗仁心，在缺医少药的山区服务了一辈子。中医的精髓不在于设备有多先进，而在于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天人相应’的深刻哲理。”

十年间，中医药事业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母校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深感个人命运与母校、与中医药事业紧密相连。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母校的校训——有时是下乡义诊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诊脉，有时是花半小时向农民解释为什么他的体质不适合某种“流行药方”，有时是在行政管理中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这些细微之处的坚守，累积起来就是中医药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

值此毕业十年之际，回首来路，贵州省中医药大学赋予我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精神，已成为照亮基层从医之路的明灯。那些曾经觉得枯燥的经典条文，如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注解；老师们严肃的面容背后，是对中医药事业传承的深切忧思。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愿做一根纽带，连接母校的学术高度与基层的实践广度，让传统医学智慧在县域健康服务中焕发光彩。

展望未来，期待母校在培养“能看病、看好病”的中医人才同时，也更加关注基层医疗需求，为县域中医院输送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人才。相信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会有更多校友像我一样，在各自岗位上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

医院后花园的三角梅又到了开花的季节，恰如母校校训碑前的那几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论走得多远，贵州省中医药大学永远是我精神的家园。谨以这段文字，献给改变我命运的母校，献给所有坚守中医理想的师友，也献给那个十八岁第一次触摸到药材、便决定选择从医的自己。

董亮远

校友组

贵州省榕江县中医院/2015届中医学全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