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贵中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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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载岁月 两个难忘

发布日期:2025-08-01

喜迎母校60周年华诞,也是我72岁的本命年,屈指一数,离开母校已46年,不由忆起在校学习工作的7载岁月。

在母校度过的2500多个日日夜夜,有两个难忘,刻骨铭心。

一、师恩难忘

我是1972级的学生,时称首届工农兵学员。当时的招生条件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推荐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入学。我入学前在瓮安县平定营镇拜当地名老中医蒋耀轩先生学习了中医两年,在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工作了一年半,符合招生条件。从农村到省府,由失学而直入大学,是机遇垂青于我,总算圆了大学梦。

生我者父母,食我者天地,育我者老师也。

感恩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使我步入了中医学殿堂,在中医学的知识海洋里遨游。我虽然上学前跟师学过中医,背诵过《医学三字经》、《珍珠囊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古医书,认识一些草药,只停留在囫囵吞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

入学的首门课程是中医学基础,袁家玑、宛新铮、陆鸿滨、赵松等名师登台授课,老师们循循善诱、细致入微的讲解,不厌其烦的释疑解惑,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讲授中药学的丁启后、张荣川老师,方剂学的卓海泉、张运开老师,不仅理论精通,且临床经验丰富,把自己的学识在课堂上毫不保留地倾囊而出。李昌源老师满腹经纶,他教授的《伤寒论》气化理论与经验,常在我脑海里回荡,启发我多年来在临床上学习应用经典经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教针灸学、解剖组织学、生理生化学、药理学、诊断学、心电图学等课程的老师们,大都不带讲稿,只手持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圈圈点点,课程讲得绘声绘色。王兆清老师讲授的心电图学,魏善初老师讲授的针灸学,就是这种精彩的教学方法。

在病房里,许玉鸣老师把以毒入骨髓理论指导,用清热解毒、扶正培本法治疗血液病的独门绝技,现身说法地传授给我们。王兆清、陈子英、罗菊明、王明海等老师查房时,针对活生生的病例,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比我们自己看《实用内科学》还清晰明了。记得王兆清老师会诊的一位脑血管病昏迷患者,根据病史、症状和神经系统的物理检查,望扪扣听、敲敲打打,就判定出是大脑哪条动脉出血,简直就是当时的CT、核磁。正因为在这样高水平老师的麾下学习和工作,我以后再没有去西医院进修。


二、开门办学难忘

开门办学是医学教育史上独特的教学模式,难以忘怀。我三进三出瓮安县,在学生和教师岁月都经历了开门办学。

学生岁月经历的开门办学

1974年是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用什么方式纪念长征、教育年轻人弘扬长征精神,学校领导选定了著名的遵义、乌江、猴场这条长征路线,并在瓮安县实施开门办学。

我们年级是1974年5月初从贵阳乘火车到遵义,五四青年节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缅怀红军先烈。翌日,大家双肩背着行李包,从遵义出发,徒步走长征路到瓮安。我们一路跋山涉水,乘摆渡船,途中夜宿江界河、珠藏、天文三地。夜宿江界河时,白天听当年的老船工讲长征摆渡故事,晚饭后我们几位同学跟随袁家玑老师在月光下到农家挨户巡诊。夜里,住在农家堂屋里,男生席地而卧,女生栖息木板楼上。到达瓮安,我们住的是仓库房木地板,没有床,睡大通铺。

我们跟随带教老师和县医院的老师,内外妇儿各科轮转学习,管病房写大病历,急诊、手术、接生等,无所不干。县医院和草塘区医院两处轮转,最后一个月是到松平余家嘴大队下乡巡诊。在草塘区时,我们还参加守水抗旱,支援农村。管病房时,病房里重病人最多,好多病种在大城市看不见,深深体会到肝癌病人触诊坚硬如岩石的感觉。到农家巡诊重症患者,方知农村缺医少药之苦。我用八正散在病房治疗尿路结石患者,石排痛止,药方被县医院西医大夫乐为收藏。巡诊用龙胆泻肝汤合犀角地黄汤治疗严重的磺胺药过敏,40多年后病人还在网上写感谢信。

党委副书记乔晓波和带教老师们,与我们学生一起同行长征路,践行毛主席的6.26指示,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令人感动不已。

教师岁月经历的开门办学

1975年10月底,我毕业后留校工作,所属科室是药物教研室的中药组。翌年4月,初出茅庐的我就开始执教,为1975级的低班同学讲《中药学》的第一章—解表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毫无教学经验,备课稿是文献组合,虽少临床经验,讲时尽量结合临床。初生牛犊不怕虎,全凭自信和胆大,也算把知识交给了初学的新同学们。我的班主任刘海明老师,和马志荣、宋子英、张政平仨同学专程旁听,给我助威壮胆。

到了夏天,学校派我去瓮安的太文公社带队为期3个月的开门办学。为了在基层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防病治病的优势,去之前请张运开老师为我们培训中药注射剂、颗粒剂的制作工艺。针灸教研室的施宽德老师与我,成了“一根针一把草”的最佳组合,我俩带领30位1975级的同学和一套制药器具,坐着大卡车,一路颠簸,直奔太文,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

这期间,我们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带学生认识草药,开展自制中草药制剂,现炒现卖,为病人治病。我们自制的中草药制剂有:用醇提法制作的九节茶注射液,治疗关节炎、腰椎病等引起的疼痛。②用蒸馏法制作的鱼腥草注射液,治疗上呼吸道感染。③用大锅熬制的刺梨拳参颗粒剂,治疗肠炎和痢疾。这三种制剂优势有:所治的三种病症是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药物用上后,患者疗效好;药材就地取材,自制,几乎没有成本。免费给病人使用。由于疗效好,县城里的好多病人到乡下来治疗。施老师用针灸,也是免费,我俩密切配合,把用“一根针一把草”防病治病发挥到了极致,赢得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自制中草药制剂,尤其是注射剂,没有经过质量标准检验和正规的临床试验,是禁止使用的。我们当时仅仅是把自制的药品自己注射,若无反应,就开始大量应用了。老天有眼,真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现在想起,不寒而栗。

第二是遇有疫情,还要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当时太文流行麻疹,好多孩子患麻疹合并肺炎,公社卫生院条件极差,没有病房,孩子们输液只能躺在铺有稻草的地上。最大的问题,青霉素紧缺,这是治疗肺炎的必用药品,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失去生命。经与公社领导商量,决定由我去贵阳求援。交通不便,我只能乘卡车到贵阳,找到了附院医政科陆松桥主任,诉说了开门办学点太文公社麻疹大流行,好多孩子合并肺炎,命在旦夕,急需青霉素加以控制,挽救孩子的生命。陆主任大发善心,很痛快地表示同情和支持。第二天早八点,到附院取了两大箱青霉素,疾奔太文。用上青霉素,好多孩子从死亡的边缘复活了。

教务处处长赵邦柱,身患腰椎病,带病坚持到太文巡查。他没有领导的架子,一到驻地还未休息遇到病人就看病,遇到学生上山学习采药他也身体力行跟我们去,而且一路谈笑风生。我那年才23岁,比有的学生还小,赵处长风趣地说我是“娃娃老师”,引发同学们的一阵欢笑声。

三个月的太文开门办学结束了,我们高唱长征组歌,凯旋返筑。临行时,送行的人群蜂拥而至,鞭炮声和锣鼓声交织成一片。

1977年春,由于两次开门办学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社会效益(计划经济年代不讲经济效益),学院决定要在瓮安正式开办分院,院长是现在的国医大师刘尚义老师。当时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支部书记是一位王姓的公社书记。领导决定又一次派我去瓮安,一是协助刘院长协调当地关系,二是承担中药和方剂的教学任务,三是临床带教。学校培养的对象,是来自于瓮安县各个公社的48名卫生员。教学工作为期半年,我随同刘院长坐着一辆卡车,带上一些教学用具打前站。随后各专业任课老师陆续到校,我的室友外科郭帮阳老师也在其列,我俩在分院又成了室友。学生报到后,我就专心致志地准备授课。凭着在本校的初练壮胆,通讲中药学、方剂学两门课。我深知自己的教学经验不足,多看书,多收集资料,晚上备课,白天讲课。有一次试讲,各科的老师提出建议,我都虚心采纳。在院长、老师、同学的大力支持下,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两门课的教学任务。正因为有了这次教学锻炼奠定基础,我在北京为卫生部西学中班讲授了近40年的方剂学。分院在刘院长的领导下,办得有声有色,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学员们圆满完成学业,并在当地就业。多少年后,有两名学员来京公务,还与我联系。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橘井泉香,师恩难忘。母校的栽培,园丁的浇灌,当永远铭记。




作者:朱建贵,校友组,1972级二班,毕业于1975年10月,医疗系

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